1935年6月下旬，趁红军游击队主力转移到中越边整编之机，侬志猛、王邦合率广富守备军一个连开进七村安定驻扎。委任那毕寨岑克常当乡长，并令岑通知七村各村寨，凡参加过红军赤卫队的都到安定集中。岑克常走遍七村各村寨，通知黄定亮、黄盛国、岑子白、何光明、周跃丰、邓国栋、蒙世忠、岑定忠、卢有志、麻安方、马连启、陆定生、杨卜有、翟加玉、何开定、罗亚弯等16名赤卫队干部和队员到安定。侬志猛、王邦合对赤卫队干部和队员训示：“你们参加过红军游击队、当过赤卫队，据我们所知，全是上当受骗。红军是土匪，他们到处骚扰，经过我们一清剿，现在全跑光了。你们的问题，通过这次教育，只要认识好，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我们决定组织一支保卫家乡的保卫队，谁悔过自新，仍然准许参加。”
1935年农历十月初，广富守备军一个连由皈朝区区长黄绍臣和一个姓张的连长带队开进九弄多曼。张连长下令把上九弄赤卫队队长张福兴抓起来，关在罗元兴家。黄绍臣发给罗元兴继任上九弄乡长的委任状，让罗元兴通知上九弄曾参加过红军游击队、当过赤卫队的都到多曼集中。罗元兴看不出敌人的阴谋诡计，就通知上下九弄的何安温、张发山、何万伍、梁廷寿（替梁廷基）、莫遵良（替莫遵寿）、张廷治、刘正堂、闭仕保、陆安寿、乔有贵、黎亚谷、黄德管等20多名赤卫队干部和队员，到多曼集中。原在七村安定集中的赤卫队员也转到多曼来。
1935年农历十月初十，广富守备军把已到多曼的赤卫队干部、队员集中到罗元兴家，并把大门关起来。敌军荷枪实弹盯着这群赤卫队员，部分敌军到各家各户监视。霎间，气氛紧张起来。张连长慢条斯理地开始训示： “你们虽然参加过红军游击队、当过赤卫队，只要交待清楚就行了。原来张福兴、农国久对你们采取的态度这是要不得的，所以我把张福兴抓起来了。现在我让你们集中起来，目的是打算在谷留成立一个保卫队，只要大家都能悔过自新，我让你们都参加”。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凡是参加保卫队的人，现在都要配戴‘号牌’为标志，以便识别”。说完，发给每人一块“标志牌”。顶替三哥莫遵寿去的莫遵良，也发得一块“标志牌”，因无别针而家就在附近。经准许后，即回家取针。当莫遵良拿着“标志牌”刚跨进自家门口时，两名守在他家门口的守备军士兵悄悄地告诉他说： “快把那牌牌丢掉，不要再转回去了”。话音刚落，罗元兴家就枪声大作，守备军端着机枪对准房子里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干部和队员疯狂地扫射起来。何开定装死混在死人堆下面，幸免于难；坡俄村瑶族杨卜友、弄维村壮族邓国栋两人蹲在篱笆边，枪一响。他俩看势头不对，一脚踢破篱笆夺路逃脱。多贡村的何安温，初九那天也接到前去集中的通知。第二天，何安温去时顺便找一挑柴送给守备军。到多曼刚把柴放下，打算休息一下再去开会。忽然，听罗元兴家响起急剧而猛烈的枪声。何安温意识到情况不妙，拼命地往多贡方向跑，幸免于难。被困在罗元兴家中的人，无论有标志牌和无标志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被乱枪打死，其中有2名监视群众的守备军也被击毙。被当场枪杀罹难者共26人。屠杀的枪声刚停，反动派的帮凶、列村麻万海手持钢刀，满脸横肉登台。麻万海一刀一个，一连割下12颗死难者头颅。然后，守备军逼着苏金殿等人用箩筐挑着人头，送到广南八宝报功领赏。
事后，守备军释放了叛徒张福兴，用拴张福兴的绳子将罗元兴捆起来。一把火烧了多曼村，将罗元兴被押送到广南，不久罗元兴在广南被杀害。
此次事件，史称“多曼惨案”。多曼由此变成一个“新鬼含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无人区。直至解放后，群众才陆续搬迁回来，重建新多曼。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 映象文山
滇ICP备15006555号-9
滇公网安备 532621020003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