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国始末

句町国名内涵

句町，显然是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称谓的汉字记音。那么，“句町”是什么民族的语言，《汉书·地理志》“句町条”记载：“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所谓“其置自濮”，自称为濮的社会文化共同体颇多，氐羌、越人部落社会文化共同体皆有其称。广南县牡宜村汉墓出土简牍，有“  ”字，为“濮”的异体字，说明句町是濮人部落，春秋时期越人之国有“句吴”“句越”之称。

用文山州壮族侬支系的语言解读，“句”为数字“九”的读音，“町”解释为“红”色之意，解读为“九个血缘部落联盟”。其实，“町”并非“红”的意思，本义是“干栏祭祀建筑”。广南壮族村寨，均保留有用于聚会、议事、召开长老会议或举行祭祀的亭式干栏建筑，现在叫“老人厅”，有的地方叫作“神农殿”。但壮语则有“滇索”“厅崩”“滇东”等叫法。

“句町”本义，实际上是“九个干栏祭祀部落联盟”的意思。

句町国的出现

关于句町国，有这样几个观点：

其一，民间研究。某网站曾刊载一篇《句町国可能起源于商代》的文章，指出句町部落位置可能位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处。该文还写道：句町国在史籍记载中称为西南夷，与滇国、夜郎国、漏卧国齐名。战国至西汉时期，是句町方国鼎盛时期。西林县因发现铜鼓墓和铜棺墓，被认为曾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句町起源于商代，对于判断句町部落起源的上限具有参考价值。但以广西“西林发现的铜鼓墓和铜棺墓，无疑说明这里曾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之一”的推断缺乏依据。西林出土的铜棺墓突出老虎，表现其图腾为虎；墓地基本没有出土农耕文化遗存，不符合句町部落为农耕稻作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特征，倒是具有鲜明的氐羌文化特征。况且，使用氐羌部落语言无法揭示“句町”本义，无法得出“九个干栏祭祀部落联盟”的意思。

2007年9月，广南县牡宜村白龙坡汉墓抢救性清理现场。（资料图）

其二，学术界研究。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说，战国时期“已有句町国”，其地在今云南省广南、富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右江上游一带。尤中先生认为句町国国都在今广南县城。2007年9月10日至20日，省、州、县文物考古部门对广南县牡宜村发现的木椁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其后又多次扩大范围进行发掘，基本确定句町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墓地周边地域。经过研究，文献记载的几代句町王墓，基本在这一地域。

其三，口头传说。马关县夹寒箐镇炭底村濮侬祭司权松发演唱的一首民歌，涉及句町国的起源。壮族学者王明富了解到后，与龙婵一起于2022年1月22日记录整理成文，题目为《请“纣”来当“纣町（句町）”管理勐濮侬》。民歌结尾讲述壮族民众到广西南宁地域请来“纣”王，到今广南地域建立句町国。根据歌谣判断，句町部落联盟或在商周时期已经存在。

其四，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句町文化在商末周初已经出现。一是甲骨文上出现“鼓”的文字很多，湖北就出土过商代饕餮铜鼓、崇阳铜鼓。句町地域有万家坝型铜鼓，句町王墓地出土石寨山型铜鼓，都属于铜鼓家族的早期类型。二是广西平果市甘桑地域发现上千片石刻文字，总计1万多字，其中也有鼓字。石刻文字经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研究与环境治理研究院教授张虎才先生团队研究，并经美国贝塔实验室鉴定，年代在3000年前至3200年之间。我在《武王克商石刻文》中指出，武王克商具体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符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武王克商年代之一。甘桑石刻文记载，商纣王队伍长途跋涉两个月，迁徙到了右江流域的甘桑其地。我还在《骆越史》中提出，商纣王部队迁徙右江建立骆越国，开发了南海。中国古代文献就有商代或西周时期管理南海的文字依据。三是富宁县皈朝红岩脚岩画出现易经数字卦，我写有《史前文山地区重要考古文化遗存的探索和思考》文章，提出红岩脚岩画中数字易经“九一四五一六”的发现，其结构中的“×（五）”字、“∧”字，都是甲骨文体数字，年代相当古老。而“九”字，与彝铭“小臣宅西周早期集成4201”中的“九”一致。判断富宁县红岩脚岩画的时间下限“应该在西周早期”，也就是“4000年至2900年之间”。这就说明，马关县夹寒箐镇壮族民歌讲到广西迎接商纣王的故事，有考古文化遗存证明。

据此推断，句町社会文化共同体结成的部落联盟，可能就在商周时期。

句町王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时期的夜郎、滇先后由汉武帝颁赐金印。这两个方国封王时，句町部落联盟主只是享有侯的爵位。先封王的夜郎、滇都是因为地域较大，被收服后得以封王。与他们不同，句町侯却是以立下赫赫战功得以封王。

2011年3月，广南县牡宜村出土的金腰扣饰。（资料图）

句町侯封王的文献记载，出现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当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句町侯亡波率部归附，西汉以其地置句町县。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句町部落协助汉朝军队平定姑缯、叶榆部落动乱，“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这次战争，对手是刚战胜了汉兵的姑缯、叶榆。由于句町支持汉兵打败了姑缯、叶榆，“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战果辉煌，汉王给予句町部落盟主封王的待遇。

句町侯封了王，但没有讲到是否颁赐王印。一般说来，封王就会赐印。但没有发现句町王印的实物。《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有这样一条史料：“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之北），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根据史料，我顺藤摸瓜写了论文《句町王印研究》，发表于2010年第3期《文山学院学报》，专门阐述句町王是持有王印的。

公元前81年，汉昭帝赐印句町王后，王莽篡权削藩，于建国四年（公元12年）时收回句町王印。据此，句町王印存在于壮族政权有93年时间。

广南县牡宜村东汉墓是东汉“王承”之墓，我研究写出《句町王墓主考释》，对出土木犊的8个文字“藩德无，毋衍侵鸿”进行解读之后，其义与文献记载王莽收印的意思吻合，此木犊应属当时王莽的诏书（今广南县发现王莽后裔碑可证）。研究文献，可知与句町王弟“承”作战的军队来自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等地，他们将印收走之后留在汉都长安交差。其后烽火四起，到处封王，“句町王印”也被分封出去。故而句町其地为王的印信，就流落到了中原地区。

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言后赵政权曾封过句町王，而后赵政权是羯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祖先极有可能参与了镇压西南夷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句町王印被收回，流落中原。

句町国的使命和势力范围

我写过题为《云南广南是句町王国的政治中心》的论文，收录于《云南两万年》一书。广南县城附近有大阴洞，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遗存。上限可追溯到两万年前。属于句町部落联盟一部分的富宁县，有多个新石器文化遗址，其中板仑各同遗址出土一千多件石器。这些文化遗存，可能就是保留下来的句町先期文化遗存。

汉代时期，句町国的主要任务是戍边。牡宜村句町王墓的发掘，周边出现兵营，并且发现氐羌文化遗迹，汉民族文化遗存也很突出，说明实行郡县制以后，句町国的政治中心在牡宜村一带。

句町国幅员辽阔，壮学专家、已故《广西民族研究》主编覃乃昌在世时，曾到右江上游调研，考察到与滇桂黔接合部，打电话问我：右江上游壮族村寨为何这么多“亭”式建筑？我回答：这就是名“滇”“町”“厅”的祭祀建筑。每逢重大活动，村人皆聚于此，或祭祀、或议事，或决定重大事项。“句町”内含为“九个干栏祭祀部落联盟”，实际上的部落联盟不仅九个。古往今来实行十进位制，单数以九最大；此处，“九”是指很多部落聚集为联盟的意思。比如说，句町国在红河州建水县、玉溪市通海县都保留有遗迹。至今文山州境内、广西右江上游都是句町王国的地域。

从公元前81年汉昭帝赐句町王印，到后赵皇帝石祇于公元330年赐印句町王，直至石祇公元351年被杀，句町王之称在中国文献出现的时间有431年。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    映象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