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的抗战历史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中共文山州委
文山州人民政府
――全力推进文山跨越发展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巨大的民族牺牲，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光耀日月的壮丽史诗。这一伟大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一伟大胜利，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世界政治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历史转折点；这一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人类和平、进步与正义事业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在这场伟大而又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文山地区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赴后继，共赴国难，积极抗战。文山地区在抗战初期为大后方，中后期则成为抗战的边防前沿。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抗日团体，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从踊跃捐献物资、缴粮筑路、开挖战壕，到热血青年参军参战，奔赴前线英勇杀敌。不仅在物资供给上为抗战作出了超负荷的支持，也在兵源上给予前线极大的支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之成为全民族抗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云南的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从抗战后方变为边防前沿，文山同样遭受日本侵略的摧残蹂躏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文山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与内地相比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稻谷亩产不过200市斤，包谷亩产也仅80余市斤，很多地方仍保持着火耨刀耕、广种薄收的原始耕种方式，若遇灾荒，特别是春夏荒以野菜度日的农民在50%以上。抗战爆发后，交通中断，因国民政府军备开支，连年征兵派款、征粮征税，国民负担沉重，大批工商户破产或被迫改行，文山地区经济迅速衰落，市场日趋萧条。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日军在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战场的进一步扩张，文山地区边境沿线形势骤然紧张，特别是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以河内等地机场作为基地，起降飞机入侵飞越文山地区上空，轰炸云南省昆明市及一些重要城镇，同时也对文山地区的文山、砚山、西畴、广南、富宁、马关等城镇进行了野蛮轰炸，给文山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1940年2月至1942年11月，日军先后派出飞机66架次侵入文山地区上空，其中有39架次轰炸文山、砚山、西畴、马关、广南、富宁县城及马关县的都龙等地，造成平民伤亡221人（不包括驻军军人伤亡），其中死120人、伤101人。同时也给社会和居民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共炸毁或烧毁房屋千余间，以及大量的器具、现款、图书、仪器、医药用品、衣物、粮食等公私财物，造成社会直接财产损失9.2万元（1937年统计口径）。

    除飞机轰炸外，1944年，文山边境地区的麻栗坡特别区攀枝花（今八布）对汛的胖甲、那林、戈补、那灯等村寨还遭到驻越南马龙日军的多次炮击，人员伤亡未知、财产损失难以估算。抗日战争中，文山地区在敌机轰炸、对日作战等共伤亡2200余人，财产直接和间接损失共计6205万元又2500元法银，无形财产损失难计其数。抗战8年，文山地区因战争影响人口锐减，1946年文山地区7县总人口526374人及1945年麻栗坡对汛特别区总人口118826人共645200人，与1939年人口总数的759655人相比较，减少了114455人。战争负担的加重，人民饥寒交迫，迁徙频繁，造成连年饥荒，无数城镇居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乞讨者比比皆是，满目疮痍。但是文山人民并没有为此失去抗战的信心，抗战的热忱有增无减，以超负荷的能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二、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文山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投入抗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文山地区随即成立文山县抗敌后援会、西畴县侬族苗族抗敌意识促进会、富宁县妇女募捐委员会、广富青年学生抗敌联合会等抗日救亡组织，编发《抗敌周刊》、《边声周刊》，演出抗日戏剧，教唱抗日歌曲，深入街头和乡镇宣传，筹组兵源物资，支援抗战。各县（区）人民在抗敌后援会的组织下，纷纷慷慨解囊，为前方将士捐钱捐物。为保证远征军的粮食供应及驻防军队等食用，文山地区各族人民，广开荒山荒地，广种杂粮粗粮，吃糠咽菜，节衣缩食，将省出来的大米支援了抗战前线。1941年至1945年间，文山7县1区共提供军需大米达3000多万公斤，平均每年600万公斤。

    除了捐钱捐物，文山人民还积极出力参与抗战军事基地建设。1937年，国民政府在广南城东郊修建飞机场，先后调集广南、富宁、砚山、西畴4县民工12947人，分两期施工，到1940年机场竣工，共用工526864个，机场占地783亩、长1100米，宽600米，飞机掩体6个。机场建成，为美国航空队进驻机场、有效扼制日机从越南起飞轰炸昆明及其文山等地提供了条件。日军侵入越南后，为加强滇东南防线，滇黔绥靖公署调集部队到马关、麻栗坡边境一线构筑工事，并征调民工民夫配合修筑工事、破坏道路桥梁。马关县迅速出动民工民夫5000余人参与抢修昆（明）河（口）公路，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同年，修筑滇桂公路开（远）文（山）段，文山县组织大批民工协助开远县完成了开远县境35公里的土方工程，丘北县派出1300余民工修筑文山县境30公里，并完成文山县境铺垫碎石全部工程。1945年7月，中国远征军第2师于麻栗坡开辟小型飞机场，每日用工240名，约半月完成，用工3600个，所需经费、民夫全部由麻栗坡特别区所属的三乡六对汛负担。除了较大的工程征工之外，平时的运输、抢修工事、破路等征用民工民夫，均由文山完成。第9集团军驻文山后，在文山实施《民众义输担架组织及运送办法》，负责伤兵运输、支前物资运输等事项。该办法具体规定了组织义输队之县乡镇及6条线路，形成以文山城为中心，包括西畴、麻栗坡、马关、砚山、丘北、开远、富宁、广南等县区在内，涉及25个中转点的运输网。每条战线上，由民工组成的担架队来来往往，所用民工民夫实难计数。

    抗战爆发后，滇军便陆续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并同时实行征兵制以补充兵员。事关民族存亡，文山儿女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参军，奔赴抗战一线，用他们的血和汗守卫国土。1937年9月初，60军在昆明南郊的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中旬先后离开昆明开赴抗日前线，众多文山籍官兵随队进发。1938年，60军参加徐州会战，于台儿庄重创日军，之后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此时云南又编练58军、新3军出征抗日，转战大江南北，在重创日军的同时，滇军亦伤亡严重，急需补充兵员。次年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电令，于文山地区的广南、富宁、砚山、西畴4县招收志愿兵，在抗日救亡的动员下，包括有壮、苗、彝、瑶少数民族青年在内的各民族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至1939年冬末，共招收志愿兵3000余人；1944年，这一年西畴县征兵500余人，富宁县征兵300名。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下，文山地区各县还动员知识青年从军参加抗战，共有200余名中学知识青年参军入伍，其中文山县各中等学校81名。整个抗战时期，文山地区7县1区征募兵员总数近2万人，仅广南1县就征兵近万人。主要参加由云南部队整编60军、58军和新3军等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在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及滇西龙陵、畹町等地对敌作战。还出境缅甸、印度等国家与美、英、法等国军队一起同日寇浴血奋战。

    文山出征的抗日健儿不负父老乡亲重托，在滇军卢汉、张冲等将领的指挥下，转战全国各抗日战场，奋勇杀敌，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文山籍官兵先后参加了杭州空战、台儿庄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松山之战及缅北战役等许多著名战役，并付出了重大牺牲，涌现出了空军英雄朱天宝、谭鲲（文山县人），长期率军在黄泛区和豫鲁边区抗击日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又新（广南县人）中将，在“8・13”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中痛击日寇的原国民革命军第7军171师师长陈凯荣（广南县人）少将，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江西石子岭之战并以战功升为21师副师长的任孝宗（文山县人），在血战台儿庄中牺牲的60军183师542旅陈钟书旅长（原麻栗坡督办署督办）、183师连长周希尧（文山县人），在湖北崇阳桂口市黄土岭一线抗战阵亡的滇军58军新编10师2旅4团上校团长刘北海（西畴县人），在湖北新阳抗战阵亡的183师上尉连长赵治平（文山县人），江西萍乡登官战斗中阵亡的第58军新10师中尉排长萧体忠（广南县人）及参加缅北战役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112团第8连中士班长刘正云（丘北县人）等一批抗日将士。整个抗战时期，据仅有的档案史志资料记载，文山地区就有1000余名优秀儿女为了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长眠在大江南北、异国他乡。他们是文山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除出滇作战外，文山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工作。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从广西到越南的国际交通，于防城登陆，连陷防城、钦州两县，24日占领南宁，1940年占领越南全境，与广西相邻和越南交界的文山地区形势骤然紧张，日军在靠近文山地区的河江、箐门、黄树皮、清水、官坝、普棒等边境一线地区陈兵3700多名，对天保、茅坪、董干、八布、玉皇阁、猛硐、船头等地直接构成威胁。次年3月，日军在越南增兵10万，北犯态势骤增。鉴于日显重要的文山地区战略地位，从1940年2月至1942年11月，云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文山县城，滇南重镇广南及边境沿线的麻栗坡、马关、富宁和砚山、西畴等县城、集镇就成为日军空袭破坏的重要目标，并时常对麻栗坡边境沿线进行炮击。文山地区由抗战大后方变为边防前沿，先后由60军184师、第9集团军第54军、第52军驻防。1942年秋美国空军志愿队（又叫“飞虎队”，后称第14航空队）1个战斗机分队派驻广南机场，经常起降于文山地区上空，极大地威慑了日机，文山地区上空再无敌机干扰。1945年，文山地区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6月17日至8月21日驻防麻栗坡的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各部奉陆军部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开始实施小规模出击，先后作战30余次，占领越边境防沙利、勐得、勐梭、勐烘、莱州、沙坝、老街、勐康、花龙、青门、曼美、黄树皮、马龙寨，官坝、东文、江利、河阳等多数据点，缴获步枪18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及其他火炮、手提机枪、手枪、手榴弹、掷弹筒、电话机及文件、马匹等物资，毙伤敌500余人。这是中国军队除缅北作战之外的又一次出境作战，规模虽小，其意义不可小觑，为入越受降铺平了道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按照盟军统帅部和中国陆军总部的命令，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奉命入越受降，卢汉担任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力的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其中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及93军经马关八寨、古林箐进入越南，52军经新街、攀枝花出境，与从金平、屏边等地入越的60军聚集河内、海防等地接受侵越日军第38军团的投降。

    三、高举统一战线旗帜，党组织及文山共产党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坚持滇黔桂边区斗争的革命游击队和中共云南省党的组织曾派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进入文山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文山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砥砺奋进，功不可没。

    为了形成强大的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3月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向桂西特委发出指示信，指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即坚持在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游击队、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2联队等部队，“应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谈判”。10月初，桂西区特委召开右江地区、黔桂边区、滇桂边区等地的干部会议（南临委和广西省工委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就右江地区赤色游击队和滇桂边革命游击队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同国民党百色地方当局协作谈判。百色国共合作谈判后，革命游击队1600余人全部集中到田州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第1预备军第8、第9独立团，开赴抗日前线。革命游击队副参谋长朱国英等20余名共产党员由党组织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学习结束后，朱国英被派到新四军先后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司令员，196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抗战期间，坚持在滇桂边、中越边境地区的共产党员，不畏恶劣的斗争环境，坚持从事党的工作，原边区党委书记、革命游击队政委滕静夫和革命游击队大队长谭统南、岑日新、赤卫队长罗子德等仍在边境沿线从事党的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谭统南等组织的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在中越边境抗击侵越日军，数次与敌作战，打击了中越边境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7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派云南大学地下党员龙文池到西畴兴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学校中并创办《新力周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团结抗日。1939年8月，省工委再次派龙文池和一批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回西畴、麻栗坡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畴阳中学组织师生开展抗日宣传，出墙报、画抗日宣传画、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歌曲等，逢街天上街宣传，并在学校增设了抗战知识课程。之后云南省工委先后派党员邓永寿、包松泉到麻栗坡简易师范学校任教开展抗救亡运动的宣传。1941年5月中共西（畴）麻（栗坡）支部成立后，仍以学校为阵地，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出墙报、唱抗日歌曲等，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田蓬地区教书的西麻支部党员梁惠于1941年4月组织了“励进社”，引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3年7月，梁惠将“励进社”改为“滇桂黔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发展到40余人。

    此外，文山籍共产党人还在全国抗日疆场出生入死。文山籍（砚山县人）第一位共产党员王有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在1932年“一・二八”松沪抗战中，率团与日寇作殊死决战，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日最前线，是文山地区最早为抗战牺牲的军人之一。曾任黔军25军1师参谋长的共产党员黄大陆（文山县人），1937年9月作为中共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通过组织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在工厂、农村、学校和社会各职业部门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到处散发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和有关抗日主张的传单和文件，使贵州抗日民主运动在中共组织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为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著名狂飙社诗人、1930年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柯仲平（广南县人），卢沟桥事变后，以革命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大众诗歌， 1938年2月写出长达2000行的长诗《边区自卫军》，得到毛泽东的称赞，由此推动延安的街头诗歌运动，被誉为延安时期“枪杆诗人”，其推动的街头诗歌运动和领导下的民众剧团对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抗日热情的鼓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楚图南（文山县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投身革命，组织“劳动文化社”，创办《劳动文化周刊》，1926年入党，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抗战期间积极进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李公朴、闻一多、周新民等民盟成员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

    四、大力弘扬抗日战争精神，加快推进文山跨越发展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其蕴含的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

    饱受侵略战争苦难的文山人民，深知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新中国建立后，文山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山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战精神，在解放后的文山地区得以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的援越抗法、60年代的援越抗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边境自卫还击和防御作战，文山都处在支前参战的最前线，各族人民都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同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十年支前工作中，全州各族人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参战、支前民兵、民工达62527人，为保卫祖国、巩固国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砺炼出以“艰苦奋战、无私奉献”为核心的“老山精神”，震撼全国。“老山精神”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团结友爱精神、共产党人精神和军民鱼水之情的总称，也是抗战时期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的彰显。

    1992年云南省政府在文山召开恢复生产发展现场办公会议，拉开了文山恢复建设发展的序幕，标志着文山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进入新世纪，州委、州政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把加快发展作为全州工作的主旋律，团结带领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不断推进全州经济社会“追赶式”、“跨越式”发展，又形成了鼓舞全州各族人民的“西畴精神”和“文山精神”，为全州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精神支柱。通过不懈奋斗，全州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封闭型发展向开放型发展转变，人民生活总体实现了由贫困向温饱进而向小康转变，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年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速度，全州上下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的可喜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就要以抗战精神大力推进文山建设与发展。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新形势、新要求为文山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努力建设成为全国边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云南通边达海通道增长极、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云南面向泛珠三角和东南亚辐射中心，既需要完成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又需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既需要壮大规模保持速度，又需要调整结构提高质量；既需要保持传统动力，又需要培育新型动力；既需要加快发展，又需要强化环境保护。对此，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大力弘扬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树立科学态度，推动改革创新，遵循规律，顺应形势，抢抓机遇，凝心聚力，应对挑战，克难攻坚，全力推进文山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确保2020年全州八县（市）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